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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濫用國際法單方面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的仲裁結果公布已將近一個月。這場政治鬧劇的實質(zhì)，就是通過仲裁手段將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非法侵占的中國南沙島礁合法化。無論是仲裁內(nèi)容、仲裁管轄權、仲裁庭的組成，還是仲裁裁決的效力，其合法性都廣受質(zhì)疑。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對南海諸島的開發(fā)利用、有效管轄和實際控制等一系列實踐活動形成的，是受到《聯(lián)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保護的。菲方受美國操縱，將原本屬于中國的主權和權益弄到所謂國際法庭上去仲裁，是直接侵犯我國主權的行為，我國堅持“不參與、不接受、不承認、不執(zhí)行”立場，既是對自身權利的捍衛(wèi)，也是對國際法治的維護。

    一、不具合法性的仲裁內(nèi)容和仲裁庭。

一是仲裁庭無權處理涉及領土主權的爭端。中菲兩國南海爭議的本質(zhì)是圍繞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領土歸屬爭議和潛在的劃界爭議。《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98條賦予締約國將領土主權、海洋劃界、歷史性所有權、軍事行動等爭議排除適用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也就是說，菲律賓南海臨時仲裁庭無權處理涉及領土主權的爭端，其權力僅限于《公約》的適用和解釋的范圍之內(nèi)。然而，菲律賓卻將南海爭議包裝成一個涉及海洋權利的案件以避開主權和劃界的法律限制。

菲律賓這樣做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jù)的。首先，中菲兩國之間已經(jīng)約定通過友好協(xié)商的方式解決兩國間的南海爭議，排除了訴諸第三方機制解決爭議的可能，因此，根據(jù)《公約》第15部分第一節(jié)的規(guī)定，仲裁庭行使管轄權的先決條件不成立；其次，中國政府已于2006年根據(jù)《公約》第298條所賦予締約國的權利，將有關海洋劃界、歷史性海灣和所有權、軍事和執(zhí)法活動等有關的爭端，作出了排除強制仲裁程序的聲明；最后，中菲兩國南海爭議的本質(zhì)是圍繞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領土歸屬爭議和潛在的劃界爭議，菲律賓所提訴求明顯不屬于《公約》調(diào)整和規(guī)范的范圍，也超出仲裁庭的管轄范疇。然而，臨時仲裁庭卻對菲律賓故意將其訴求包裝成適用于《公約》的爭議不僅視而不見，而且恣意擴權和濫權，對與領土主權歸屬和劃界密不可分的島礁地位問題進行強行裁決，很明顯這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出于其他考慮。

二是仲裁的強制管轄不具公信力和權威性。對于國家間的法律爭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是：未經(jīng)爭端當事方同意，不得訴諸國際法院或國際仲裁。而仲裁本身就是一個自愿性的法律程序，且僅適用于爭端當事國接受的規(guī)則。但中國從未以任何方式同意菲律賓以強制仲裁的方式解決兩國之間有關南海爭議。相反，中國政府從菲方提交仲裁通知時起，就反復重申“不接受”仲裁的立場，并將菲方照會和通知退回。在中國缺席和強烈反對的情況下，仲裁庭仍然強行推進程序，并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存在明顯錯誤。其一方面片面采用菲方提供的證據(jù)，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提交的證據(jù)視而不見，并作出了完全有失公正、完全偏袒菲方的裁決。毫無疑問，這樣一個毫無公信和權威可言的臨時仲裁庭所作出的裁決是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的。而仲裁案菲方首席律師、美國人保羅·雷切爾 “未卜先知”，提前多日向媒體預報仲裁結果，更是讓國際輿論大嘩，其仲裁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無從談起。

仲裁庭的組成違背獨立和公正原則。作為國際性司法裁判機構的法官和仲裁員，其選任應盡可能全面地代表世界各個地區(qū)和不同法律體系。南海仲裁庭完全不符合這一要求，其指定的5名仲裁員中4位來自歐洲，一位來自非洲但也是長期居住在歐洲。另外，聯(lián)合國國際法院為保證獨立性和公正性，其法官酬勞由聯(lián)合國經(jīng)費支付，而南海仲裁案的所有費用完全由菲方承擔，包括仲裁員的巨額收入，這對裁決公正性的影響很難不被質(zhì)疑。

再細觀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員及專家遴選過程及組成，不難發(fā)現(xiàn)：理應回避卻不回避者有之；不在名單之列卻被指定為首席仲裁員者有之；臨時為了配合裁決的結果而改變自己一貫學術觀點者亦有之，這樣的臨時仲裁庭做出的裁決實難令人信服。

    二、仲裁結果不具法律效力，等同一張廢紙。

從仲裁機構的地位看來，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不是“國際法庭”，是屬于因案而設的臨時機構。臨時仲裁庭與同樣位于海牙的國際法院（ICJ）沒有任何關系，后者是聯(lián)合國主要司法機關，根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設立。臨時仲裁庭與位于德國漢堡的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也沒有直接關系。唯一的聯(lián)系是，根據(jù)《公約》的要求，如果當事方?jīng)]有指定仲裁員，則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在本案中為日本籍前庭長柳井俊二）代為指定。顯而易見，南海仲裁案的臨時仲裁庭，并不是“聯(lián)合國法庭”，而是一個 “山寨版”的國際法庭。

從司法文書的效力來看，依據(jù)聯(lián)合國憲章第94條，爭端一方可以訴諸聯(lián)合國安理會強制執(zhí)行國際法院的司法判決，即國際法院的司法判決是唯一可強制執(zhí)行性的，而南海案的裁決并非國際法院作出，任何一方均無權強制執(zhí)行其裁決。還應當指出的是，對于法院裁定、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等不同司法機構做出的不同法律文書之間的效力差別，普通民眾往往容易混淆，美國政府和美國媒體利用民眾的知識漏洞，刻意誤導，運用“障眼法”把仲裁庭的裁決上升到和國際法院判決同一法律效力的高度，從而給中國貼上不承認仲裁裁決即為“不遵守國際法”的標簽。聯(lián)合國官方微博和國際法院官網(wǎng)的聲明，厘清了普通民眾對南海仲裁裁決效力的誤判和誤讀。

說到底，南海爭議不是一個純法律問題，而是既涉及歷史、法律、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又關系到領土主權和海洋管轄權的復雜爭議。如此復雜的爭議絕非一個臨時組成的仲裁機構所能處置得了的,談判協(xié)商才是解決南海問題的唯一出路。仲裁不僅沒有解決中菲之間原有的南海爭議，反而制造了新的爭議；不僅不可能給南海地區(qū)帶來和平，反而會給南海地區(qū)的和平造成負面影響，甚至破壞了南海的和平和穩(wěn)定。

    三、南海仲裁案是美國插手別國事務、干涉別國內(nèi)政的典型案例。

廣受質(zhì)疑的南海仲裁案裁決后，除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少數(shù)國家抓住機會對中國施壓并試圖夸大裁決的法律效力外，中國獲得了大多數(shù)國家的支持。回顧該案，美國在其間攪局的表現(xiàn)最為惹眼。

仲裁案雖然是菲律賓針對中國提出的，但菲律賓法律外援團隊的首席是美國律師保羅·雷切爾，另外一名律師團主要成員伯納德·奧克斯曼是美國邁阿密大學的國際法教授，可以說南海仲裁案是在美國律師的主導之下進行的。

中菲就南海問題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都有外交交涉和談判，但恰恰在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同時，南海問題成為焦點并被提起進入仲裁程序，時間節(jié)點上坐實了美國實為南海仲裁案背后推手的事實。

在對菲軍援方面，希拉里曾聲明，中菲發(fā)生沖突時，美國會遵守《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為菲律賓提供軍事保護。在美菲軍事同盟條約及一系列有關軍事合作協(xié)議的基礎上，2014年4月，美國與菲律賓簽署《強化防務合作協(xié)議》；2016年3月雙方達成協(xié)議，允許美軍以輪換駐扎的方式使用菲律賓的五處軍事基地，包括靠近南沙群島的巴拉望島空軍基地。此外，在菲律賓提起仲裁前后，美國政府及有關人員不斷通過各種途徑，收集有關南海的信息資料，為菲律賓的仲裁提供證據(jù)支持。可以看出，這一切都是美國亞洲戰(zhàn)略的精心布局。

事實清楚地表明，南海仲裁案完全是一個由美國鼓動操縱、菲律賓挑頭、臨時仲裁庭予以配合針對中國所做的一個“局”，美國通過干預中國與鄰國的南海爭議來達到制衡中國的這一意圖，早已成為司馬昭之心。這一違反國際法、踐踏國際法治精神，帶有政治挑釁性質(zhì)、干涉別國內(nèi)政的行為非常不得人心，它的落空是必然的。雖然這場仲裁鬧劇已草草收場，但美菲逼中國就范的招數(shù)還會花樣頻出。對此，我們必須加倍警醒，從輿論應對、法律斗爭、外交博弈和海上秩序的維護等方面做好必要的應對準備。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董梅，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